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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生另一面:书画收藏造诣深 与学者往来密切

康生和文人的交往

闲来读书,涉及到当年康生与几位学者的故事,思来可以作为解诠历史和了解历史人物的几个例子。这里提及的几位学者:陈垣、容庚,都是文史领域造诣极高的学者,恰好两人又都是广东人。

与陈垣的通信

在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增订本(陈智超编注,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)中,收有康生致陈垣的一信。书中,另有陈垣的去函,其称康生为“康老”,内容是关于康生“承询景宁是何年代”的,经过陈垣的查询,是“考历代纪元,有竟宁,无景宁”。(竟、景,通用,为汉元帝年号)而有意思的是康生的来函(1970年1月30日),以下是原信。

“陈垣同志:

……您对历史研究有素,著作等身,今意欲将多年收存的书籍文献,交与党和政府收存,中央同志闻之甚为称赞。但现各图书馆正在斗私批修,工作尚未就绪,我意不如暂存你处为宜,如需要人帮助整理,亦可派去。至于稿费交党,此意甚好,但因您年迈体弱,应多加保养,希望你自己存留,以改善生活。我们过去对你的生活照顾不够,请原谅。以后如有问题,请即来信为盼。

祝您健康!

康生

一九七0年一月三十日”

这是“文革”中的通信。原来,“文革”开始不久,陈垣也受到了冲击,北师大原配备给他的专职秘书刘乃和以及公务员、男护士都被调走参加运动,身边的亲人们则或被批判,或下放干校劳动,只有一名多病的次子在其身边,以及另外一名做饭的老保姆。

1969底,陈垣的这个儿子因病重去世,年迈的陈垣因行动不便,曾几次跌倒在地,许久才被发现和扶起。于是,陈垣家人以他的名义致信周恩来和康生,反映情况。过了两三天,周恩来派军代表与北师大联系,将刘乃和及公务员、护士调回陈垣身边。

不久,陈垣上书表示感谢,随即康生将其来信送毛泽东审阅,康生还呈文说:“陈垣原来的秘书和服务员在”文化大革命“中回校参加运动,陈的生活无人照顾,经与学校商量,已将陈的秘书和服务员派回陈处,故陈来信感谢党中央对他的关怀。陈要将他的书籍及四万元稿费献给党。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交换了意见,觉得可写一信对他的这种精神加以鼓励,但向他解释,目前北京图书馆正在进行斗批改,他的书籍文献,暂由他自己保管为好。关于他的稿费,拟说服他自己保留,以照顾他的生活。”毛泽东阅后批示说:“同意。要争取这样的知识分子。”

翌年6月21日,陈垣病逝,其家属遵照其遗愿,将其一生珍藏的书籍、文物以及全部积蓄上交。这是一个当年曾感动过许多人的故事,而其中的康生大不似如今人们所认知的那个康生,是可谓历史的吊诡。

多才多艺的康生

在另一书《容庚传》(易新农、夏和顺著,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)中,也记录了康生与容庚的一段故事。那是1962年3月,“康生驱车访容庚”,这在当时的中山大学曾是传为佳话的。

康生与容庚,彼时两人交往,热烈地谈论他们共同的爱好:文物收藏、书画鉴定,当时两人还因容庚收藏的《兰亭集序》的真伪问题,争得面红耳赤,致使当时在座的学校领导目瞪口呆。然而也是因此,康生却十分敬重容庚的学识和胆量,于是又支持他北上考古访学,并亲自为他开具了介绍信。

康生与容庚相遇于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(即全国科学工作会议、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)。会议期间,广东省有关方面热情招待与会代表,并组织他们观赏戏剧,其时,容庚也受邀观戏,并被安排坐在周扬身边,在观戏休息时,还被介绍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、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,于是这才有了两人接下来的交往。

康生其人,可谓多才多艺,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曾称之为“东海圣人”,除了他的收藏是党内知名的(甚至为陈伯达、郭沫若、田家英、邓拓、陈毅等所不及),他的书法也不时可见。这是因为他是大地主家庭出身(所谓文物世家,他从小临帖)、参加革命后其在上海的公开职业是开艺术照像馆的(业余大量时间用于练字)、甚至他在共产国际工作间暇时也是以写字为乐的,后来又为了医治脑患,便“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《西厢记》”,如其所言,是“把校勘小说戏曲作为工作之余的游戏,疲劳之后的休息,好似有的人休息时打麻将差不多”等等。

其“偶尔露峥嵘”的“法书”,可见之于北京琉璃厂“荣宝斋”他那“左手书”的题额及王冶秋《琉璃厂史话》(文物出版社)的题款。1961年《人民日报》创刊学术版由康生题写刊名,中华书局重印《宝晋斋法帖》也是由其题署书名的。学者宋云彬先生在日记中提及:“陈叔通客厅中悬有康生篆书联一副,画一幅,皆精极,余初不知康生书画造诣如是之深也。”(《红尘冷眼———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》)后来“中央文革小组”的王力甚至还这样说:“毛主席不是书法家,他不像康生真草隶篆皆通”云云,可谓推崇备至。传说康生曾自称其“康体”的左书,“用脚趾头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”。

康生也精绘画。上海“朵云轩”曾在画册中收有他所绘国画,按他自己的说法,他所以用了“鲁赤水”的画名,就是以之“挑战”齐白石的。据说他还曾为毛泽东女儿的李敏教授书画。此外说到文史考证、版本研究等,康生俨然个中好手矣。

与容庚的争论

因是之故,康生与容庚的交往,就是近乎于惺惺相惜。在那次观戏的休息室,康生询问了容庚的近况,知道他拟重订《商周彝器通考》,并于此前曾与助手北上搜集资料,却遭到许多文物收藏部门的闭门羹,铩羽而归,康生闻之记在心里,没过几天,就有了“康生驱车访容庚”的那一幕。

据《容庚传》,其时中山大学校长室秘书刘瀚飞目睹了康生接见容庚的过程,即:

“当时学校接到省委来电,说康生要来见容庚,他们先在‘黑石屋’相见。……康生问起容庚收藏的名帖,容庚如数家珍,一一道来。但康生猛然打断,说容庚所藏《兰亭集序》是赝品。因为对方是中央首长,一般人自会唯唯诺诺或不置可否,但容庚是著名的‘硬骨头’,早年任故宫(微博)文物鉴定委员时即以‘好辩’著称,他不会因为对方是政治权威而屈服。他说自己所藏皆是历年挑选的精品,不可能是赝品。不可思议的场面发生了。康生坚持说那帖是假的,因为解放后他在北京看过这个帖。容庚亳不客气地回答:你是解放后才看见,而我这个解放前就已经收藏,你所见的那个才是假的!”

因争执不下,两人决定同到容宅观赏那份帖子。容庚入室开书柜寻,刘瀚飞回忆他坐在客厅还听到开柜门的声响。康生见到这幅字帖后,认真研审一会,态度缓和下来,说了一句:“是值得研究研究。”

最后,康生问容庚需要什么帮助,容庚重提修订《商周彝器通考》到外地搜集资料不便且经费困难。康生答应帮助容庚解决困难,他建议《商周彝器通考》一书修订计划可列入文化部科研项目,这次赴内地作学术考察也以文化部名义,他并叮嘱容庚,如遇困难,可持他亲笔开具的介绍信到当地党委宣传部门,当可解决。时隔不久,由文化部盖章的出差“证明”和同样份数康生亲笔署名的“介绍信”便寄到中山大学,所署时间为3月12日。

同一天,康生还给冯乃超等中山大学领导一封信,信中写道:“你们对容庚、商承祚二位教授的学术工作安排很好,对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是有益的。我们在工作中确很需要注意发挥这批老专家的作用,给以必要的研究条件,要求他们在学术方面作出成果,并带出一批徒弟来。”看来康生的确践行了自己的诺言。容庚还对康生提出要调历史系张维持到中文系任助手,当时在场的学校领导马上表示大力支持,这件事也很快做到了。

1962年4月1日,容庚携助手张维持、曾宪通和马国权一行4人北上。4月6日,广州《羊城晚报》以“容庚教授北上考古———为改编《商周彝器通考》做准备,为期五个月”的显著标题发布消息。据曾宪通回忆,他们一行先后到过19个城市的博物倌、文物机构和考古遗址,看到大量新出土的各色文物,其中不少是经过科学发掘的青铜器,有比较明确的年代、地望和国别,这些是十分珍贵的学术研究资料。———此次考察如此成功,文化部的证明和康生的介绍信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。

其间,还发生了一件趣闻:“康生的介绍信均开给各地党委宣传部门,容庚不能区别共产党的‘党委宣传部’和国民党的‘党部’,以为‘党委宣传部’可以缩略为‘党部’。因此每持康生介绍信到各省党委宣传部时,他总是说‘我们先到党部来报到’,助手提醒也没用,一度出现过十分尴尬的场面,于是他后来就不再用康生的介绍信了。”

与冯友兰、俞平伯的交往

除了陈垣、容庚,康生还与其他许多学者有过交往。再试说几例。

冯友兰在其《四十年的回顾》一书出版之后,寄给了康生一册,请他指正。康生得书后回信说:

“承寄大作《四十年的回顾》,谢谢。接书后,重读了题词,粗阅了序言,觉文章甚茂,责己谨严,多引人入胜之感。甚愿读完全书,以资学习,若云‘指示’,又何敢当。”

拿康生的这封信,对照1949年10月毛泽东给冯友兰的回信(冯去信表达其对毛泽东和中共的敬佩之情,以及自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悦心情,同时也为自己没能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贡献感到惭愧和自责。毛泽东回信说:“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,像你这样的人,过去犯过错误,现在准备改造错误。如果能实践,那是好的。也不必急于求效,可以慢慢地改,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。”),应该说是客气很多了。

康生与一些旧式知识分子也有诗文往来,比如北京“德宝”2010年秋季拍卖会上就有一件《俞平伯致康生信札》,还附有俞平伯录呈康生吟教的诗稿一纸:

“康生先生左右:

一昨奉谒,得从容聆教,不胜欣慰。脂评本后记颇冗长,荷披览指正,幸甚。恐不免费时间耳。近有关于京市故迹小考据文(光明剪报)及小诗一章,均随函附呈。诗多狂言,聊尘吟几博一笑。西厢记送别原本,音词并茂,续以俚词,深愧不称。惟录音。如制片广播,似可作为治文艺者欣赏之一助。亦盼得便略为嘘植也。匆布

敬候

起居不一

俞平伯启

七月七日”

查孙玉蓉编著之《俞平伯年谱(1900-1990)》(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),俞平伯于1962年6月6日“作吊曹雪芹诗二首,题目为《曹雪芹卒于乾隆壬午,距今岁壬寅二百年矣。梦中得句,遂吊之以诗,盖呓语耳》”,后俞将此诗分赠何其芳、康生,而是年7月31日,“午前,康生来访。”(8月1日,“下午,写致康生信,由作协发。”)

众所周知,此前1952年俞平伯出版《〈红楼梦〉研究》,到了1954年引发了一场相关的大批判运动,但经其校勘的《红楼梦》得在1963年出版发行,其间可能得到过康生的帮助和提携。

康生秘书的回忆

由上述的故事,联想到坊间以及人们口口相传的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论,不免有纠结之感。

我们曾习以为常的人物观,几乎完全是幼稚或孩童般的眼光,即所谓“好人”、“坏人”的二元对立:“好”则亟称之,“坏”则亦亟称之,此使得“圣人”者全无渣滓、全无瑕疵,而“坏人”者亦全无亮点、全无人性。

如今欲对其采取校正的便宜方法,不过就是一个公式:“好人”未必那么“好”(其也有“阴翳”之处),“坏人”也未必那么“坏”,“圣人”须走下神坛,“坏人”当然也须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,如是而已,岂有它哉?

曾经是康生秘书的匡亚明有过一个说法,他说:“康生就是这样一个人,思想‘左’,但要说他存心反党,是不可能的。不能把人说得那么坏。”他还回忆:“我到延安不久,康生送给我一首诗:‘故人不相见,相见依如故。威武不能屈,挥之不能去。’那时康生刚从苏联回来。师哲在文章中说,康生赠诗戏弄我,事实不是这样的。这首诗是不错的。康生左手右手都能写字。康生的这首诗,‘文革’中不知弄到哪里去了。”(王春南:《听匡亚明校长忆往》)

康生是怎样的人?以发生在匡亚明身上的事实来说明,那就是:“康生在历史上曾对匡校长(匡亚明后为南京大学校长)施以援手———上世纪30年代,匡校长因反对极‘左’的做法,在上海遭遇执行左倾路线的人的暗枪,差点献身,康生为他说了话,使他得以免除左倾分子的继续追杀”,然而在“文革”中,康生却对匡亚明落井下石,使其受到迫害,吃尽苦头。那么,“纣之不善,莫如是之甚也”这句话,对于康生不是也可以适用的么?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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